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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趣聞漫談丨英國的博物館如何構建歷史記憶
      談起“記憶”,每個個體的回答都不會完全相同。正如當前世界不存在完全一致的兩個人,“個體記憶”亦是紛繁復雜。不同個體通過分享共同記憶,獲得深厚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又形成 “集體記憶”。但無論“個體記憶”或是“集體記憶”,其形成方式都是各種各樣的,這也導致其極易散失。年代越久遠,“記憶”散失程度越高。因此,博物館成為保存人類階段性、支離破碎記憶的載體。通過博物館的展品、展覽設計等,國家試圖構建起國民的身份認同,個人試圖從中尋找存在感和歸屬感。在六個月的交流學習時間中,筆者走訪了英國不同地區規模各異的博物館,其保存“記憶”的方式也不盡相同。
       
      馬爾島博物館:“集體記憶”的保護所
       
      馬爾島是位于英國蘇格蘭西海岸一個人口約為2000人的“大島嶼”。博物館坐落于馬爾島的首府——托伯莫里(Tobermory,據我估計,這個小鎮只有百戶人家)。博物館沒有獨立的建筑供其擺放展品,規模只有一間房大小,隱匿在一排小商店中。上世紀70年代,當前博物館內的少量物品以小型臨時展覽的方式展出,1986始建該館。同很多普通博物館的展覽方式一樣,展品以時間順序展出,主要反映馬爾島人從石器時代到二戰時期的生活情況以及島上發生的重要事件。展品主要包括島上生長的農作物標本、漁民用來打漁的器械、日常生活用品、剪報、老照片等。另外,館內有相應的模型對不同歷史時期島民生存狀況進行展現,以增強參觀者的代入感。該博物館的最大特點也許不在于展品的新奇、展覽方式的突出設計,而在于其獨特的“人氣”:沒有堅硬的玻璃柜將展品同參觀者隔開;基本所有關于展品的介紹都是手寫,而非出自工業生產的打印機;沒有語音導覽,但是在博物館當值的工作人員會非常熱情而耐心地告知有關展品或是馬爾島的一些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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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爾島
       
      馬爾島博物館(Mull Museum)的主要資金來源是依靠社會捐助,每天當值的只有一位工作人員,還都是志愿者。因此,該博物館存在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構建某種具有政治意義的身份認同,而是為由島民“個體記憶”經過累積、沉淀形成的馬爾島“集體記憶”護航,不讓那些曾經的記憶碎片隨著時間消失、黯淡,給予島民找尋祖先生存痕跡、肯定自我存在、尋找歸屬感的機會,同時也使得外來參觀者除了能夠看見馬爾島的現狀,也能夠以該博物館為載體管窺馬爾島的歷史。
       
      “蘇格蘭人”的記憶之所
       
      法國歷史學家皮埃爾·諾阿(Pierre Nora)認為,博物館呈現和塑造的記憶不能獨立于權威話語的操控,也不是那些深植于有機的社會生活和生命中的鮮活記憶,而是一種話語建構的敘事。位于英國蘇格蘭首府愛丁堡的蘇格蘭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Scotland)和位于蘇格蘭第二大城市格拉斯哥的凱文葛羅夫美術館及博物館(Kelvingrove Art Gallery and Museum)作為記憶的載體試圖構建的即是“蘇格蘭人”的身份認同,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政治意義。
       
      關于蘇格蘭文物的搜集早在18、19世紀就有跡可循,但彼時的收藏基本屬于私人收藏,1851年始建具有公共性質的蘇格蘭國家文物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Antiquities of Scotland),1985年該館遷至新址、更名。蘇格蘭國家博物館的展品以不同專題在不同的展廳進行展出,其中包含自然地球展廳,主要通過模型復原、化石展覽的方式展出,意在說明地球上存在物種的豐富性,人類只是其中重要的一環;科學技術展廳,主要講述的是歷次科技革命中重要的技術進步和發明成果以及由此給人類生活帶來的變化;藝術潮流展廳,主要展示的是歐洲人服飾、日常使用器物的變遷;以及世界文化展廳,通過圖片、實物等對世界各大洲人民的生活進行描述。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館每層樓都開辟有一個特殊展廳——蘇格蘭歷史文物展廳(下圖右側紫色部分)。這些展廳從距今30億年前島嶼開始形成講起,涉及早期蘇格蘭人的生活、蘇格蘭王國、中世紀時期的蘇格蘭、工業革命時期的蘇格蘭、當前不斷發展的蘇格蘭。出乎意料的是,在整個展廳中甚少提及有關英格蘭的歷史內容,而是直接將蘇格蘭歷史同世界相聯系,這似乎正契合了該館的工作宗旨—— “激勵人民,讓蘇格蘭認識世界,也讓世界認識蘇格蘭”(Inspiring people, connecting Scotland to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to Scot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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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格蘭國家博物館
       
      凱文葛羅夫美術館建于1901年,其展覽方式和蘇格蘭國家博物館大同小異,之所以介紹該博物館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其館藏量可以同蘇格蘭國家博物館媲美,其中包括畢加索、莫奈等大家的畫作,另一方面,雖然在整個博物館的敘事中有關格拉斯哥畫家的作品、格拉斯哥的歷史占據了很大部分,但同時仍未忽略對格拉斯哥同蘇格蘭關系以及蘇格蘭歷史的講述。這與上述蘇格蘭國家博物館中甚少提及英格蘭或聯合王國形成了對比。
       
      事實上,以上兩個博物館的主要運行資金皆來自于蘇格蘭政府,同時接受少部分社會資金的支持,特別是蘇格蘭國家博物館,其董事會成員皆需要對蘇格蘭政府和蘇格蘭議會負責,掌握博物館的運行策略。由此看來,上述二者皆著力于通過特定的敘事邏輯塑造和強化“蘇格蘭人”的身份認同,這也是蘇格蘭較強的政治獨立性在文化領域的表現之一。但不可否認的是,上述兩個博物館采用的決非是單一的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敘事方式,而是同時關照了人與自然、國家(地區)與世界的關系。
       
      大英博物館:“世界主義記憶”之所
       
      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建立于1753年,迄今為止已向世界人民免費開放超過260年。眾所周知,大英博物館匯聚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珍貴文物,但是館藏物品很多都來自殖民時代“日不落”帝國的對外掠奪和低價購買。這一性質也就決定了博物館本身不具備構建英國國家身份認同的基礎,希臘、埃及等國要求歸還本國文物的要求從未間斷。此外,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以及大眾傳媒技術的不斷發展,以大英博物館為載體構建“世界主義記憶”的條件已然成熟。
       
      博物館展廳的設置極其簡潔明了,包括非洲、美洲、亞洲、歐洲、中東、古埃及、古希臘和羅馬展廳。這樣的鋪呈方式,其意圖在于向參觀者展示博物館的包容性,以及自古以來世界各大洲的互動及其形成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事實上,如若對某些展品稍加了解,即可發現其中包含的“世界主義記憶”因素。例如,最受游客歡迎的羅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形成于公元前205年托勒密五世時期,其最大的價值在于用古希臘語、兩種古埃及語記載了非洲土地上第一個歐洲帝國——亞歷山大帝國的故事。同時,石碑能夠被重新發現也是因為英法兩國在中東和非洲爭奪統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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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英博物館
        
      作為世界級綜合性博物館,大英博物館極為豐富的館藏品本身就是一個可供研究的巨大寶庫。因此,與普通博物館另一不同之處是,大英博物館還是一個權威、多元的研究機構。不僅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很多學者供職于此,同時博物館還擁有自己的期刊雜志發表相關的研究成果。不少學術研究的議題也著眼于全球互動,例如印度笈多王朝時期亞洲諸國超越國境的互動、公元200年至800年間歐洲和亞洲同時出現具體宗教形象的原因、絲綢之路中紡織品作為貨幣被運用的方式等。正如博物館前館長尼爾•麥格雷戈(Neil MacGregor)所言,“大英博物館不僅僅是文物的收藏地,也是在全球范圍內對文物的含義與認知展開辯論的場所”。麥格雷戈撰寫的《大英博物館世界簡史》從文物出發以全新的視角講述全球互動的歷史,該書曾在全球引起轟動。
       
      大英博物館著力于構建“世界主義記憶”的另一重要行為是它每年在全球不同城市會以固定主題進行巡回展覽,使各國人民有機會了解這些屬于世界的歷史文化。巡回展覽主題共有10個:法老:埃及之王(Pharaoh: King of Egypt)、公元400年至1500年的中世紀歐洲(Medieval Europe AD 400–1500)、人類形象——大英博物館中的具象藝術杰作(The human image: Masterpieces of figurative art from the British Museum)、羅馬:城市與帝國(Rome: City and Empire)、古希臘的運動員、戰士和英雄(Ancient Greeks: athletes, warriors and heroes)、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藝術的影響力:亞洲國家的宣傳(The art of influence: Asian propaganda)、基塔依畫作(Kitaj prints)、畢加索畫作:沃拉爾系列(Picasso prints: The Vollard Suite)、世界文化瑰寶(Treasures of the World’s Cultures)。今年“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主題展在北京和上海成功舉辦。
       
      丘吉爾戰爭紀念室:用戶參與型的博物館
       
      在唐寧街10號、外務部、海軍部等重要政府機關林立的那片土地之下,戰時內閣辦公室(Cabinet War Rooms)已經悄然存在了近80年。二戰期間,英國政府擔心倫敦會成為空襲的目標故起意建立該工作室。1940至1945年,數百名內閣工作人員在此辦公。1984年,在該工作室停止使用40多年后才正式對公眾開放。2005年,以講述丘吉爾個人生平為主題的博物館建立,和上述戰爭紀念室一起并稱為“丘吉爾戰爭紀念室”(Churchill War Rooms)。
       
      戰時內閣辦公室完全保留1945年關閉時的模樣,其中包括會議工作室、電報接收和發布工作室、廣播室、工作人員的起居室、廚房、衛生間等。同時會配套播放當事人對彼時工作情況進行回憶的影音資料,使參觀者對該工作室的存在有更為鮮活、生動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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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時工作室廚房一角
        
      丘吉爾博物館最大的特點則是利用了形式各樣的多媒體工具,讓參觀者能夠通過互動以了解丘吉爾的生平。例如,以音頻的形式播放丘吉爾歷次重要講話,并配有發表講話時的相關圖片,當參觀者走近圖片時,紅外線探測的功能即可使音頻進行同步播放。此外,館內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張長約15米展示丘吉爾生命線的互動性多媒體桌,其中包括數以千計的文件、圖像、動畫、電影等,參觀者可以手動選擇希望了解的特定日期丘吉爾的事跡。整個博物館試圖向參觀者展示的是一個形象豐滿的丘吉爾,即他不僅是一個精力充沛的政治家,此外,他文筆極佳、著作頗豐、還愛好繪畫等。
       
      該博物館的運營資金一小部分來自于政府的支持,絕大多數都來自于慈善捐助、門票費、商業活動等。因此,建立該博物館的主要目的也許不在于建構某種政治身份認同,而是希望通過將先進的科技手段同歷史相結合,使參觀者對于某些展品中體現的“個體記憶”或“集體記憶”更易于接受和理解,獲得更佳的用戶體驗。
        
      英國可以算是全世界博物館建造密度最高的國家之一了。縱向看,小到類似托伯莫里這樣的小鎮,大到倫敦這樣的國際大都市都擁有自己承載人類記憶的博物館;橫向看,以人物、火車、漫畫等各種不同元素為主題的博物館亦比比皆是。它們的存在使“游離”的個體得以將“過去”、“現在”和“未來”聯系起來,在不同語境下獲得不同的身份認同;同時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構建“世界主義記憶”的理念正在各個博物館的敘事方式中逐步形成并持續深化。
       
      (轉自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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